■张贵峰

1月22日，备受关注的手机漫游费听证会正式举行。然而，听证会前的气氛却充满了“神秘”、“封闭”的意味———据悉，“此次听证会各方消息都严格保密，听证会地点、代表成员名单一直没有对外公布”，并且，“会议不会电视直播”；至于听证会本身，据内部人士透露：“每人发言限时5分钟，超时将被主持人叫停；外界猜测的激辩场面不会出现，只是各说各话”。而与此相关的另一则消息是：青年法律学者郝劲松要求旁听听证会，遭到拒绝。（1月22日《新京报》《中国新闻网》）
虽然，手机漫游费听证会出现这样的局面，并不让人感到十分意外（据此前媒体报道，在参加听证之前，听证代表们均被有关部门告之：“为防止听证会举行前媒体过分炒作，影响听证会正常举行”，听证代表在会前不得“接受新闻媒体采访，或对外发表意见”）。但名义上一直以公开、透明为标榜的听证会，被弄到如此“神秘”、“封闭”地步，无疑还是不能不让人备感沮丧和失落。人们不禁要问：这样的听证，还能算是“公开”听证吗？
2001年国家计委发布的《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》规定，“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应当遵循公正、公开、客观的原则，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。除涉及国家秘密外，听证会一律公开举行”（4条），“听证过程应当接受社会监督”（5条），“对于公开举行的听证会，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先期公告举行听证会的时间、地点、主要内容、旁听席位”（20条）。
显然，上述极尽封闭之能事的漫游费听证会，是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。而如此这般地听证下去，能“听”而“证”的，恐怕只能是，数亿手机用户在手机资费价格制定方面的知情、参与、表达权以及基于此的切身消费利益的旁落。联系到此次听证会的代表构成格局——5位运营商代表、8位学者专家代表（主要来自有关部门下属研究机构）、5位消费者代表，这种担心，我想应该并不多余——试想，代表全国5亿手机用户的区区5名代表，如果失去背后舆论的公开声援、参与，并以此为强大后盾，在营运商和专家代表更占优势的听证会上，他们的意见、声音又能有多大分量，并进而能决定听证会的走向呢？
而从更深层次上看，将一个原本应该“公开举行”、充分“接受社会监督”的价格听证会，不合时宜地封闭起来，对于听证这种以平等协商、公开决议公共事务为特质的民主议事规则的健全完善，以及其背后现代法治社会各方面应有的民主素养、理性精神的提升，事实上也构成了一种不利。
我们知道，作为体现现代社会公共治理过程中“商议式民主”精神的听证制度，其内蕴的民主法治、理性博弈的价值实际上是极为丰富的。对于听证组织者———有关政府部门来说，听证意味着，一个制度化的公开、直接面向社会倾听民意的过程，通过这样的过程，不仅使行政决策的质量更有保证，而且有利于有关部门认真集纳民意，丰富和提高自身的行政管理智慧。而对于广大公众、消费者来说，听证的过程，既是一个拓宽表达渠道，提升其知情、参与、监督机会的过程，同时也是一个接受民主训练、提升民主实践能力的过程。
很明显，当听证身陷层层的封闭之中，“公正、公开、客观”的基本程序品质被逐渐侵蚀剥离，上述这些听证制度原本具有的、对各方长远利益均十分有利的民主理性价值，必将从我们身边错过、失落。可以肯定，这样一种失落，对于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利益分化日益严重（如垄断国企与一般民众越来越鲜明的利益分殊），而制度化的有效利益表达渠道机制仍十分缺乏的社会来说，其实是十分不应该、不明智的。